展评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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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三人展:陈拍岸、黄永生、伍思波(2018年5月12日-6月17日),Tabula Rasa Gallery,北京。图片提供:Tabula Rasa Gallery


北京的Tabula Rasa Gallery和广州的广州画廊有这样的一个交换:在2018年夏季,广州画廊的三位艺术家在Tabula Rasa Gallery的空间内展出;秋天,Tabula Rasa Gallery的两位艺术家——萧涵秋、钟云舒——则在广州展览。艺术家数量的不一致主要因为两个画廊的空间尺寸不同,别无它意。6月17日闭幕的Tabula Rasa Gallery展览呈现了分别来自广州、香港和茂名的艺术家陈拍岸、黄永生和伍思波的三组作品。一次闲谈里,怀俄明计划的李博文说到对这几位南方艺术家的印象,觉得他们鲜少交际的言谈,寡言得让人有些紧张。


选择在北京呈现这三位艺术家的原因,依照广州画廊负责人林奥劼的解释,是希望展出三组媒介、想法、气质都有观望距离的创作。作为展览空间的入口前言,三件尺幅不大、引子式的作品并列朝向入口,尺寸由小及大:陈拍岸呈现了一幅被郑重地打印、裱框的“低保真”小画,画中是他用数位板勾勒出的一个粗粗略略的啃脚肖像,叫做《吃自己》(2016);黄永生安置了一段街道闭路监控录像,是他透过香港的清晨交通实况拍摄下的、给忙碌上班族们的留言——“顶硬上”(意为“硬着头皮上”)(《顶硬上》; 2011);伍思波的一幅油画则阴沉地涂抹着一池模糊得快要融化在布上的乡间喷泉(《喷泉》; 2017)。于是,不正经的人、硬着头皮的街头和郁沉的乡间,组成了展览隐隐透着颓丧感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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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三人展:陈拍岸、黄永生、伍思波(2018年5月12日-6月17日),Tabula Rasa Gallery,北京。图片提供:Tabula Rasa Gallery


不正经。陈拍岸的许多数位板绘画都大条地勾勒着有些概念性和嘲讽意味的对象,这些不正经的图像指涉着商品社会中的个人、一本正经的艺术家和他们一本正经的创作、绘图行为的自我陶醉和荒诞——俏皮有余的同时似乎也还有待定位更为深入的切口。在展览中,这批数字绘图被生产成各种常见的、正统的艺术媒介,像是裱框的纸面、拉扯整齐的油画布面以及投影——透过层层的形式和包装,层层地开着玩笑。展览内厅里的大幅投影《荡秋千》画着一个颈绕麻绳、没有表情、肢体动作混合着严肃与欢愉的静态人像——颓丧中搀着一股油盐不进的架势,如同一幅艺术家的肖像。环绕这一大幅肖像的作品,则挨个评注着商品、偶像、艺术这三个概念的宣言、吊诡和同质:从写着俗套广告词的牛仔上衣(《像别人一样特别》; 2018)到打不开的艺术圣经(《艺术》; 2018)、到强调个人选择自由的犯案工具(《我选故我在》; 2018)、到宣誓着引用话语规则的讲台(《金句》; 2018),最后,再回到那个头悬梁、荡秋千的人。


街头。黄永生的街头并不是侯瀚如描述大尾象时所引用的作为游击战场的的“街垒”。艺术家深夜溜到街头,在闭路监控覆盖范围内的路面上为次日上班的人们留下一句劝人不行也得行的“鼓励”,依靠电视的交通播报将信息传出——如果说大尾象的街头还在积极地从新的日常中寻找撬动城市规范的着力点,黄永生的街头便是在规范的聚焦点上颓丧地为规范进行俗语翻译。他在展览中的另一件作品,《魔术道具》(2016),也在类似的悲观线索之下将童年的娱乐记忆转换为一种病态的现实:透过将机器猫叮当从动画片中切走,大雄成了一个不断幻想与神奇伙伴跨时空探险的自闭症孩童,或是精神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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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生,魔术道具,2016。图片提供:Tabula Rasa Gallery


乡村。伍思波油画中的阴暗或许来自南方的潮湿,或是炎热气候下的极度沉闷,或是城市化的重击下乡村在公众视野中的淡化与失语——不得而知。他的画中,这些粤西地区沉默压抑的日常场景里,没有人的面貌是清晰的,一切都混着阴阴沉沉的光和影,陷在回忆的景深当中。一条摊在手上的死鱼被命名为《鱼获》(2017),而它大而灰白的身体在画面的中心却反射着死亡的沉闷与缓步;飘着渺渺烟火的昏黄田地上两个微小、略显佝偻的身体被吞在田地与四周灌木的棕黑色涂抹之中,这是《在希望的田野上》(2015);《两个粤西青年》(2018),站在路边的荒地中,望着画中几乎无光的远方,自己的身影也几乎消失在那暗里……这些并不惨烈却四处溢着荒颓的乡村近景与中国乡村荒凉、近乎隐形的印象几乎迅速地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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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思波,在希望的田野上,2015。图片提供:Tabula Rasa Gallery与广州画廊


展览没有标题,仅仅是三个艺术家的名字,似乎在刻意回避将几个人、乃至一个地区的创作进行任何程度的归纳和类型化;空间安排也采用了相同的语法:三组作品各取一隅,互不干扰也无甚对话——相比起广州画廊过往的展览,北京的这次三个展显得更加冷感、沉默。即便如此,在这三组创作所构成的关系并不紧密、作品密度也略显跳跃的展览中,仍旧可以捕捉到一条贯穿展览空间的、“支流叙事”的线索——它不是仅仅将广东-香港地区作为地理和行政意义上的支流进行描述,而是源自对不同空间与人的观察,以及描述观察的方式。这里当然包括着伍思波笔下趋于暗淡而不可视的乡村和乡村中被吞噬着的人;黄永生对公共空间以及文化的病态式介入——它不具有战斗气质,也并不浪漫,而是轻巧地一加一减,试图定位那些不常被正视的、病态的日常缝隙;而陈拍岸的讽刺小品虽然模仿着市场或权威的语调、针对着作用于集体的力量,却仍旧透过一种简陋而即时的手法回敬着更为普适的精致。


艺术史学家高名潞在《85美术新潮》中将85新潮期间各个地区的创作总体的归纳为了几个类型:以北方艺术群体为代表的、重形而上的“理性之潮”,以西南地区为代表的、重形而下的体验的“生命之流”, 兼及形而上企望与形而下体验的行为艺术——它们都以人文理性为发端,以各自的方式讨论着艺术为人的问题。 这一分类也并非囫囵地、一刀切地简单划分,譬如,广东就属于“理性之潮”,而东北三省以外的北方地区则多数属于“生命之流”。书中,高也详析了广东与北方的“南北两家的一致性”,其范例是广东的南方艺术沙龙和北方艺术群体对于“反个性、超越自我”的追求。彼时各个地区间更加分散却活跃的联动,如今已经成为更加单调笼统的方位分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超大城市的确立,许多艺术家从原本的体制或群体迁徙至北上广,他们的创作也围绕在这些核心区域,构成一种模糊甚至带有迷思的地区创作气质。以珠三角的创作为例,商品化、工业生产、流行文化、地方的(作为对照中央的)浪漫与不羁,都成为描述这一区域气质的关键词,却始终无法(也不可能)覆盖这一区域中不同线索的创作以及具体的人或事——像是失语的粤西、动荡伤感的香港。在这个角度上,或许广州画廊三位艺术家的联展也正是对固有地方印象的延展。而更充满希望的是,这类交流和对话的不断发生,让创作之间不再仅是印象,而是具体的问题与话题,于是谁都不会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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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拍岸、黃永生、伍思波”

Tabula Rasa Gallery × 广州画廊

展期:2018.05.12-06.1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区706北三街 Tabula Rasa 画廊


微信公众号原文链接: Ocula观点|寡言的地方